从进口的茶叶开封到最终售出，商家在每个环节上几乎都有掺假行为：他们在茶叶里掺上经化学着色剂伪装的柳树叶、锯末、花瓣，还有更荒唐的，据记载有一次竟掺入了羊粪。（汤姆・斯丹迪奇：《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从英国市场茶叶的售价来看，18世纪初，1磅茶要17先令半，50年代就降到了8先令，1790年降为3先令7便士，1810年降到2先令。
那么，在广州的收购成本，我们可以粗略考察一下，陈国栋在《清代前期粤海关的税务行政（1683―1842） 》（台北《 食货月刊》1982 年第 11 卷）指出了一个价格范围：
茶叶每担（100斤）货值15―50两。
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中则给出了明确的数字：
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26两，绿茶24两。
从嘉庆年间到鸦片战争前的银两兑换本洋（即西班牙银元）的算法是：
番银每元以七钱二分结算。
本洋兑换英镑的时价为1元/5先令左右，最低也也是1元/4先令6便士（1先令=12便士）。（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那么，广州出口红茶的英制度量衡计价就是：26/0.72*5或26/0.72*54/12，即180.56先令/担或162.5先令/担，清朝1斤=596.8克，1磅=454克，结果为1.36先令/磅或1.24先令/磅。
广州出口绿茶的英制度量衡计价就是：1.26先令/磅或1.14先令/磅。
陈国栋所指的最贵为50两/担的茶叶，无非是乘以2，也就是2.72先令左右。
广州售出的茶叶，并非产自广东，而是经过长途贩运而来。
绿茶产区主要在安徽南部，先运到安徽婺源，经水路转运江西南昌，再经赣江水运江西南安，改陆运穿越梅岭到达广东南雄，再上船经北江运抵广州。
红茶产区主要在福建山区，先在武夷山区的星村集货，用竹筏运到福建崇安，由挑夫越过大山到江西铅山，再经河口镇到南昌，其后路程与绿茶一致。（路程约2885里）
红茶这一路的成本，据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茶师（负责验货的专业人员）波尔估算，应为3.65两/担―3.92两/担，约为栽种、制造成本的1/3。另据计算，广州十三行的行商，可以在经手的茶叶生意中获利4―5两/担。
据此粗算成本，18.6两/担―20.68两/担。再加上0.15两的出口正税和1.4两的行佣，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出，从1704年到1835年，尽管经过了130年时间，清朝茶叶出口量也暴增几十倍，其利润空间并没有多大的提升，只是数量的叠加而已。
就连在其中跑前跑后的东印度公司，其实也就吃了一口辛苦饭。
整个过程中，唯一获利的，可能只有英国政府。
（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中国茶叶研究社印，上海，1949年
1785年，英国政府将茶税从190%降至12.5%，1793年―1806年间，为了应付拿破仑战争巨大的开支，又从12.5%迅速升至100%，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了1833年，到了1834年，随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取消，茶税又降到10%以下。
英国人的消费热情并没有因为加税而减退，1786年―1787年度，茶税为31万英镑左右，加税后的1795―1796年度，茶税增至636,971英镑，翻了一番，1830年―1837年，茶税已经攀升至300万英镑/年，降税后的1836年尤其多，达到了4,674,535英镑/年，到1846年，已基本稳定在500万英镑左右。
或者金银总共有十几亿两，这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总共有十几亿两白银，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不计其数，自从茶在英国流行起来后，英国的各个社会阶层都会选择喝，英国政府自然赚得盆满钵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