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茶文化向国外传播历史] 茶文化传播

由于我国茶叶生产及人们饮茶风尚的发展，还对外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茶与茶文化向国外传播历史，一起来看看。

茶与茶文化向国外传播历史

(1)佛教的传播把中国茶及茶文化带入朝鲜半岛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朝鲜半岛在四世纪至七世纪中叶，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据传六世纪中叶，已有植茶，其茶种是由华严宗智异禅师在朝鲜建华严寺时传入至7世纪初饮茶之风已扁及全朝鲜。后来，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逐渐统一了全国。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一百二十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官。因而，唐代的饮茶习俗对他来说应是很亲近的。

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至宋代时，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新罗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礼。这套茶礼包括一、吉礼时敬茶;二、齿礼时敬茶;三、宾礼时敬茶;四、嘉时敬茶。

其中宾礼时敬茶最为典型。高丽时代迎接使臣的宾礼仪式共有五种。迎接宋、辽、金、元的使臣，其地点在乾德殿阁里举行，国王在东朝南，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或国王在东朝西，使臣在西朝东接茶，有时，由国王亲自敬茶。

高丽时代，新罗茶礼的程度和内容，与宋代的宫廷茶宴茶礼有不少相通之处。

(2)日本僧人把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

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后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

(3)中俄贸易把茶业传入俄国

在欧洲国家中，最早得到中国茶叶的是俄国。中国茶叶最早传入俄国，据传是在公元六世纪时，由回族人运销至中亚细亚。到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中国文明随之传入。

到了明朝，中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俄国。早在明穆宗即位之年的隆庆元年(1567年)，两个哥萨克人在中国得到茶叶后送回俄国。明万历46年(1618年)，中国使节又以小量茶叶赠送给沙皇，伊利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时所建立的私人商队来往于中俄之间，专门运送茶叶，供宫廷和贵州享用。

至清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互市条约，以恰克图为中心开展陆路通商贸易，茶叶就是其中主要的商品，其输出方式是将茶叶用马驮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到恰克图。

鸦片战争后，沙俄在中国得到了许多贸易特权，1850年左右开始在汉口购买茶叶，俄商还在汉口建立起砖茶厂，1886年时“有70艘俄国汽船从汉口运茶至黑龙江”。除此以外，欧洲太平洋航线与中国直接通航后，俄国敖德萨和海参威港，与中国上海、天津、汉口和福州等航路畅通，俄国商船队相当活跃。后来俄国又增设了几条陆路运输线，加速了茶叶的运销。俄国还专门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设立茶行，兴办茶叶加工厂，沙俄购买华茶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之中。例如1890年时，俄国购茶数量已超过英美居第一位。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3年后，俄国多次引进中国茶籽，试图栽培茶树,1884年,索洛沃佐夫从汉口运去茶苗12000株和成箱的茶籽，在查瓦克──巴统附近开辟一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和制茶。

1888年，俄人波波夫来华，访问宁波一家茶厂，回国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同时购买了不少茶籽和茶苗。后来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

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9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三十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4)英荷殖民主义者把茶业引入印度

印度是红碎茶生产和出口最多的国家，其茶种源于中国。印度虽也有野生茶树，但是印度人不知种茶和饮茶，只有到了1780年，英国和荷兰人才开始从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种茶。现今，最有名的红碎茶产地阿萨姆。即是1835年由中国引进茶种开始种茶的。中国专家曾前往指导种茶制茶方法，其中包括小种红茶的生产技术。后发明了切茶机，红碎茶才开始出现，成了全球性的大宗饮料。

茶与茶文化国外传播方向

茶在亚洲的传播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推动了日本茶道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以浙江为主要通道、以佛教为传播途径传人日本。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境内有很多名刹大寺，如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自唐代至元代，日本使节和学问借纷纷来到浙江的佛教圣地修行求学，在回国时，还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以及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带到了日本，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梢神内涵。

在这些使节和学问僧中，与茶文化的传播有着直接关系的是最澄。在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二年(753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其中就包括饮茶之道。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奉诏随遣唐使人唐求法。来到浙江后，他便到天台山国清寺学习天台宗，后又到越州龙兴寺学习密宗，次年八月从明州启程归国，将浙江天台山的茶种带回了日本，同时也将茶饮引人宫廷。后来，茶叶逐渐成为日本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喜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在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时期一南宋，日本学问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印卷外，还带了茶种，回国后将茶种种在了寺院中.并大力宜传禅宗和茶饮。此外。荣西还研究了店代陆羽所著的《茶经》并写出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他认为“饮茶可以清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于是将此书呈献给镰仓幕府，自此日本的上层社会开始爱好饮茶，饮茶之风迅速盛行开来，荣西也因此被尊为日本的“茶祖”。

中国的茶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国的精品茶具—青瓷茶碗、天目茶碗也于此时由浙江传人了日本。天目茶碗对日本茶道影响深远，日本自饮茶之初至开创礼茶的东山时代，所用茶具均为天目茶碗。随着茶道的发展，普通茶碗均为日本与朝鲜的仿制品，致使天目茶碗越发珍贵，只有在“台天目点茶法”、贵客临门、向神佛献茶等重要场合才会使用。15世纪时，日本著名禅师一休宗纯大师的弟子、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始祖的村田珠光首创了“四铺半草庵茶”，他倡导顺应天然、真实质朴的“草庵茶风”。村田珠光认为茶道的本质应在于清心寡欲，将茶道之“享受”转化为“节欲”，体现了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禅道核心。

作为日本茶道创始人之一的武野绍鸥对日本茶道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传承村田珠光的理论，并结合自己对茶道的认识将其拓展，开创了“武野风格”。他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风格

应用于茶礼、茶具和茶室之中，继承并发扬了珠光清心寡欲的“草庵茶”风格，创造了更为简约枯淡、切实可行的“佗茶”(又名“和美茶”)。“佗”本意为“寂寞”、“寒磅”、“苦闷”，经由绍鸥的改造，“佗”又被赋予了新的理念:“正直”、“谨慎”、“自律“勿骄”，召鸥将这一理念用于于茶道。这一理念具体指:邀三五知己，坐于简捷明亮的茶室之中，以至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醉香缭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事，以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16世纪时，绍鸥的弟子，被人们称为“茶道天才”的千利休，将以禅道为中心的佗茶发展为以“平等互惠”理念为核心的利休茶道，并使其成为大众化的新茶道。他将日本茶道的宗旨总结为“和、敬、清、寂”。“和”以行之;“敬”以为质;“清”以居之;“寂”以养志。至此，旧本茶道初具规模。与此同时，日本茶道还深化、发展了唐宋“茶宴”与“斗茶”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大和民族茶文化。

日本茶道精神的本质为倡导人与人的平等互爱、人与自然的和谐待统一，要求人们格守静寂、安雅的生活，崇尚礼节，并被人们视为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卓有成效的方法。

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我国茶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的同时开始被陆续传播至东南亚邻国。

越南与我国接壤。东汉末年，佛教传人越南，并于10世纪被落为国教。我国茶叶传人越南跳脚寸间最迟不晚于这一时期。越南种植茶叶的历史悠久，于19世纪开始大舰摸地种植、经营茶叶。随后，越南引进南亚的茶种与制茶的技术设备，使得杀叶的生产与贸易发展迅速。1684年，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从我国取茶籽试种，随后，又分别引入日本、阿萨姆(印度)茶籽试种。南亚的印度通过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780年试种我国茶茶籽，菌后大规模的引种、扩种，创办茶场，派遗制茶人员到我过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并招明中国技术人员去印度亲自教授。通过各方努力.印度茶文化发展至19世纪后叶已达“印度羡之名，充噪于世”，的程度。斯里兰卡于17世纪引人找国茶籽，1780年试种，1824年后，又大盆引人我国茶籽及印度茶籽进行扩种，并转请专业技术人员予以指导。

唐代，我国茶叶传播至西亚阿拉伯地区.从此正式进人阿拉伯国家。据《新唐书·隐逸列传·防羽传》记救:“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其尤备，大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吃人朝，始驱马市茶。“回赠人用马来交换茶叶，在供自己饮用的间时，又将部分茶叶版卖至阿拉伯国家及土耳其，从中获取基利。西亚的土耳其于1888年开始进行茶叶种植，先从日本引人茶籽试种，1937年又从格鲁吉亚引人茶籽种植。经过分批开发、种植后，其茶业规模逐渐成形并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