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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在商界称雄五百年，出现于古代晋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到明代中叶，山西商人在地缘、血缘、姻缘家族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清朝乾隆末年，出现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晋商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品，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尤其是山西票号商人创造出繁荣与辉煌的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那么，山西为何没有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创新，而是逐渐衰败呢？
01缺乏竞争意识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
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贵族官僚的私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而且放款对象一般都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一旦时局动荡，贵族官僚提款，票号不敢拖欠，但贷给钱庄和商号的款项却成为呆账。
正是因为晋商缺乏竞争意识，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导致在列强入侵，残酷竞争的新环境之下，他们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
而东部地区，实力远不如票号的钱庄业具备竞争意识和竞争思维，他们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商业，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商业服务，从而在竞争中顺利转型，实现金融成长。
02缺乏创新意识
山西商人在经营获利之后，缺乏创新意识，知足常乐，取而散之。晋商开始赚得的钱财主要是捐输助饷；购地置产；办学赈济；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窖 藏；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 奢侈消费。
后来少数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投向铅矿、曲枋、池盐、植棉，以至机器采矿业，实现了商品经营资本(如茶庄、布庄、绸缎庄、颜料庄等)和货币经营资本(如当铺、帐庄、钱庄、票号)相互渗透、混合生长，首开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相结合之先河。
但是后者只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因为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03固步自封
山西地理位置处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谨慎的文化特征。而且具有少数民族骁勇豪放，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创的特征。
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山西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海运技术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山西省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而濒临海洋的东部地区逐步显示出其生命力。
自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中国的被迫对外开放为沿海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海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金融中心， 浙江省成为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省份。省城杭州，钱铺较多；宁、绍等地钱庄业在清代已有很大的规模，它们在上海的实力也很强，被称为宁波帮或宁绍帮。
从地理上看，宁绍平原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拥有相对高的经济开放度，广泛吸纳外来资金，金融增长迅速。而封闭的山西商人固步自封于传统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上， 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又盲目自大，没有认识到山西商人的商品意识、金融意识远落后于沿海地区，也没有孕育出大批对环境扰动具有适应性的创新型金融人才。
在清政府垮台前，山西商人未能认清银行发展的大趋势，不能顺应潮流，做出恰当的选择， 这样山西票号坐失了最后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同时民众对清政府的腐败产生制度上的不信任，挤兑时有发生。在面临金融风险时，山西票号又没有认识到独立的金融人格才是促进金融创新和实现金融发展的根本保证，最终随清王朝的垮台而衰败。而东部的钱庄业在面临挤兑风潮时，为了维护银行声誉而与民国政府的停兑令展开抗争，终于扭转大局。
04不能成为自由独立的商人
山西商人也从未远离过政治，他们认为行贾可习儒，仕可不失贾业。就在山西商人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实力和势力时，他们认为获得安全感的唯一途径是做官或傍官，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
入清后，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特殊的相互结托关系。山西票号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 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甚至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使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
也就是说， 山西票号的繁荣有相当的成分是靠官商勾结以腐败的手段得来的，而政府的强制干预和压榨，使票号制度的演化发生扭曲，导致山西商人丧失了金融自主性，不能成为自由独立的商人，为他们的全面溃败留下了隐患。而东部钱庄基本割断了与清政府的直接关系，可以沿着自发的路径演化，经理们个人可以拍板，迅速做出决定，其金融人格日趋完善。
05人治传统
明清山西商人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唯贤是举。晋商在开业时选择最著信义的优秀人才为经理，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但是山西票号东家将一切经营活动、人事管理、资金运用，委托经理、掌柜全权负责，东家概不干预。
如果遇到亏损，只要不是经理人为的失职，东家并不会责怪，反而补充资金，期待来年有所转机。这种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的委托经营关系是建立在信赖与忠诚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体现了企业内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晋商文化。
可是事实上在票号内部大掌柜对东家仅凭忠诚、信任等道德感来经营管理，没有规则、制度来约束，在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又无内部的企业民主，更没有监督机制的条件下，经理、掌柜的道德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这样决策失误在所难免。
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普通员工在学徒期间，不给工资，学徒期满后，长时期工资一年只有几两，或一二十两白银，加薪更是漫长。
由于一个人会经历不同类型的需求，而人们的需求各不相同，他们的看法和满意程度不同，僵化的、单一的“顶身股”激励方法是不会奏效的。
【简短的总结】
总而言之，出现了认知危机，又缺乏竞争的文化、创新的文化氛围、独立的商业人格和良好的监督、激励机制，一个良好的初始条件也不能保证事物沿着良好的路径演化。
晋商的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合力的综合结果。但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外来因素的侵入，无一不对晋商的演进发生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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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分为八点，封建王朝的剥削，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清王朝的摊派劝捐助繁重，战争迫害，经营危机，政治动乱，政府银行的设立，清王朝的倒台等！明清晋商是因清兴而盛，因清忘而衰。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墨守陈规，思想保守。
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