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干臣，名昌恺，是清朝徽州名茶“祁红”的创始人。黟县人余干臣是福州府的一个小官——九品的府税课司大使，1874年的时候他已经在任上干了七年。但在五口通商后的福州，这却是个重要的岗位。彼时福州堪称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口岸，余干臣至少做了两件与茶有关的大事。
1869年，福州茶帮集体抗议洋商压价采购，同时请求政府允许缓缴茶叶税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作为税务官员，余积极支持了这一行为。而当时的福州船政局，由于缺少资金，确定闽省每月征收茶税2万两专补。余知道船政局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全力以赴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由此余和在福州的茶帮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当时唯有红茶畅销利厚，余不仅深知此道，而且和以红茶经营为主的公义堂等行帮会首结为朋友，并且因此经常前往福建红茶产地，对红茶生产有了明确的了解。
变故发生在1874年。这一年五月，日本侵略了台湾，清廷派沈葆桢前往驱逐谈判，余干臣被安排一起前往。但恰在此时，余收到安徽老家来信母亲去世。余是个对母亲极孝顺的人，而且按清廷规定余干臣必须丁忧回乡守孝三年。但爱国的余干臣认为，当此之际，忠孝不能两全，当为国运昌盛而尽责。遂隐忍悲痛、义不容辞地随军去了台湾。至这年底日本退出台湾，余才返回福建，却不料遭遇了嫉妒的同仁的举报陷害。因为按清朝规定，父母亡而隐瞒不报丁忧的官员，必革职。就这样，这个有着正义感的小官员，由此黯然踏上了回乡之路。
归乡的路是漫长的。1875年早春，余干臣一行走到了至德县（今东至县）的尧渡街，这是进入故乡安徽皖南的第一个县城。
尧渡街，相传是尧帝南渡之处，不远处还有相传是舜帝躬耕的历山。尧渡河两岸，奇峰叠嶂，古树竹海，茶园清幽。幼读诗书的余干臣到此看到如此优美的环境，兀然想起了北宋梅尧臣在此任县令时写作的《南有嘉茗赋》，激起了他钩沉已久的茶叶情怀。他当即在商贾熙攘的尧渡街上置下门面，收徒设店，收购鲜叶，开创性地做起了他所知晓的红茶。
当第一批红茶制出时，那股从未品尝过的奇异的甘醇和甜香，从内心震撼了这个见多识广的税官。不久，他悄悄派得力的学徒送了一批红茶到福州熟悉的茶行买办处，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茶叶同样震撼了那些行家，他得到了高出许多的回报。
然而他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因丁忧之过回乡的游子，家中的老父也还在期盼着儿子。梅尧臣“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的诗句正是余的心境写照。1876年，对尧渡街茶庄稍做安顿之后他又出发了，从尧渡街经葛公、洪方沿着古徽道往回走。陪同他回乡并兼任向导的还有尧渡街茶庄的学徒洪方仁和刘春。此时的余干臣记起了福建茶商用赚取的利润不断再投入发展茶叶生产的做法，他不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徽商，他也希望他所掌握的红茶技艺也能造福于更多的桑梓故里。当他走到毗邻的祁门县闪里之时，看到当地优越的生产条件和众多的农人在忙于茶事之时，他又禁不住停下了脚步。按照在至德尧渡街的经验，他同样做出了香高味醇、乌润紧秀的红茶，这让他倍感振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离闪里不远的历口镇又设了一个分茶庄，迅速加大了产量和红茶的推广。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原来在福州茶行买办的朋友，为了抢先独占这个新颖的红茶品种，悄然把出口口岸从福州北移到了上海，这样不仅短期内可以避免同行的抢购竞争，而且比起福州来，使得从祁门的出口运输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路都来得更加便捷。
如同一个播火者，余干臣让这美好的祁红新茶品在这一带星火燎然，成为“群芳最”。他的回乡之路成为一条探索发现之路，为后人留下了一条幽香甜醇、绝世无双的红丝带。
而据说，创造了如此美好祁红的余干臣，除了保持对茶的热爱之外，却心如止水，长久不能排遣对母亲过世的歉疚，晚年选择了在九华山出家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