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儿女的窃窃私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儿，和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遥远的绝响 一千七百年后，如果中华儿女忽然对我们这一代人钟爱倍 至，必是有一位大师生动地再现了我们。这位未来的大师是谁， 当然无从知道，但在今天，这样的大师是余秋雨。一篇《遥远的 绝响》，令世人对一千七百年前的魏晋人物心驰神往。 可惜，余老师是太热爱这些人物了，由热爱而痛惜，由痛惜 而激愤，心驰神往就便成了愤愤不平。看得出余老师是站着写这 篇东西的。他的读者也就激动的站着，痛恨“中国文化史上最黑 暗的日子”，叹息“魏晋乱世，文人世士的生命如此不值钱”， 看他们一个个被“黑暗、混乱、血腥挤压”，又被无端杀害， “鲜血渗入中华大地”，疾呼“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恐 怖，莫过于此”。于是，读者们就从热爱那些名士的慧心罗汉， 变成了痛恨那个时代的怒目金刚。 其实，余老师完全可以坐下来，读者就都可以坐下来。心境 就比较平和，脑子也比较冷静，事情就想得比较明白。 最简单的道理，凡事有内因，也有外因。一根竹笋钻出地面， 可能是它根红苗壮；一大片竹笋破土而出，就要归功于生机勃勃 的春天。一个改革家出现，可能是“大任斯人”；改革家层出不 穷，就要感谢改革的大气候。 那些名士与那个时代，何尝不是这个关系！ 一 魏晋时代黑暗吗？惨痛吗？恐怖吗？也许。但话总是不要 说绝。 一千七百年前，距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刚刚500多年， 封建社会的围城还远远没有合龙。阳气还在，朝气还在，锐气 还在。无论有多少“混乱”“血腥”，我们都敢断言，那个 时代尊重知识，崇尚个性。若不如此，哪会有“傲然独得、 任性不羁”的阮籍？哪会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 发”的嵇康？哪会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样惊世骇俗的篇 章、《大人先生传》这样逍遥广大的奇文？阮籍怎么敢骂遍 满朝君臣“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 嵇康怎么敢说统制者“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 其私”？这一代名士，又怎么能异军突起，成为空前绝后的 雕像？ 名士们享受着何等的自由。孙登大概是最大的一位名士， 因为阮籍和嵇康都自愧弗如，主动找他“汇报思想”。但他 装没看见，一语不发。人家走了，他却用长啸送客。“嵇康从 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真的有点太傲慢了。阮籍驾 车出行，不按着路走，走投无路了，便“动哭而返”。“邻家 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他想哭，就“往哭尽哀而去”。 “邻家妇有美色，当垆卖酒”，阮籍“常从妇饮酒”，喝醉了， “便眠其妇侧”。他会做“青白眼”，讨厌谁就把白眼翻给谁。 他到东平做官，刚干了十余天，不想干就不干了。嵇康呢，想 隐居，就到山阳隐居；想打铁，就到洛阳城外打铁。山涛也是 一位大名士，还是后来嵇康托孤的恩人，他真心诚意推荐嵇康 去做官，可嵇康报以《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对方“羞庖人之 独割，引尸祝以自助”，实在有点过分。 世人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不光极为宽容，甚至崇拜和景仰。 阮籍去为邻家女孩哭灵，实在于女孩不利，但主人并没有把他 轰走。在邻居家“眠其妇侧”，也实在有点出格，但女人的丈 夫并没有和他打架。嵇康在城外打铁，人们不去非议，反而去 拜访他，就连“高干子弟”钟会都去了，可见市场实在不少。 人们还饶有兴致地流传和记录名士们的特立独行，以至我们今天 还觉得他们活灵活现。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名士们如鱼得水。没了 这水，任你再大的鱼，也休想摇头摆尾。若在魏晋，超凡脱俗的 余老师必是最大的名士，但在今天，你敢到上海城外打铁吗？ 敢到邻居家“眠其妇侧”吗？ 二 再看余老师深恶痛绝的统治者。仅以阮籍为例，骂完满朝君 臣并没有挨整，曹爽请他做官，司马昭不光请他做官，还要与他 联姻，这与汉朝和匈奴联姻可不一样。阮籍故意“醉六十日”， 司马昭并不介意。为了游山玩水，阮籍要到东平做官，立刻被允 许；十几天就擅离职守也不被追究…… 可能有人说，这些封建统制者骨子里仇恨个性、仇恨知识 只是跟知识分子套近乎。可在有些时代，统制者根本不理你；知 识分子追着跟他套近乎，他还洋洋不睬。 的确，正如余老师开列的名单，许多名士毕竟被统制者所 杀。披着羊皮的狼终于脱下羊皮，露出了杀机。但应该承认， 他们披羊皮的时间已极长极长，足以让一代名士茁壮成长。这样 的狼，比根本不披羊皮的狼又如何？这个时代，一大群羊雄壮 矫健，比那些只有羔羊的时代，是残酷，还是慈悲？ 可能是羊皮披得太久，这些狼终于带些羊性。司马昭杀嵇 康的刑场，允许三千太学生请愿、送行，还允许嵇康当众弹琴。 若是杀害柔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早用机枪把三千太学生扫了；若 是杀害张志新的四人帮，早把嵇康的喉管割了。注定被冤杀的 柔石和张志新，倘若自由选择，愿意死在暗杀的黑牢，还是走 向嵇康的刑场？ 我们再问问嵇康，倘若重新选择，他愿意降生在哪个时 代？不用说，既然从古至今，只有魏晋的名士之花最为绚烂， 一个真正的名士不会做别的选择。 按照轮回的说法，只是有限的灵魂在世上来来去去。这 就是说，嵇康每个时代都曾经来临。但这朵名士之花一定无数 次枯萎。说不定，“留发不留头”的清初一个梳了小辫子的 老秀才；国民党时一个谦卑的小职员；反右时一个向群众认错 的右派；文革中一个挥舞语录本的臭老九，那就是嵇康啊！ 三 遥远的绝响。那些琴声、哭声、打铁声、长啸声，再也不 会重现了。但余老师过分惋惜，却大可不必。有些东西只属于 特定的时代。如果你一味呼唤名士的声音和名士的行为，列队 而来的只能是神经病、无政府主义者和嬉皮士。 难道我是司马昭的转世吗？不，我是魏晋名士的转世。正 因如此，我才知道，余老师说的“中国文化的遗憾”，即名士 已经消失，这不是真的。他们又来了，他们散布在这块熟悉的 土地上。那么，为什么听不到他们的哭声、打铁声、长啸声 呢？ 在时代的进化中，名士们也完成了进化。 “是真名士自风流”。何必再去长啸？可以吹一只小号； 不一定非去隐居，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干嘛真去翻白眼， 可以微笑着沉默；不必只用手打铁，可以干一番货真价实的铸 造。余老师你站出来，你不就是当今最大的名士吗？你的那些 文章，不比打铁更烫人吗？不比阮籍的哭声更悲伤吗？不比孙 登的啸声传得更远吗？不比嵇康的琴声更扣人心弦吗？ 至于当年的名士“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 更不必叹息。魏晋是一个天才的年代，欣赏少数凤凰飞来飞去； 而今却是众生的时代，提倡所有的鸽子自由飞翔。一只凤凰， 只有一飞冲天又不兴师动众，才愈显出神鸟本色。比如余老师， 思考着最凤凰的问题，写着最凤凰的文章，却活得象一只鸽子， 不煞有介事到城外打铁，不哗众取宠到山上吹口哨，也不无事 生非到邻居家“眠其妇侧”。――正是新名士的成熟和亲切， 显出了老名士的乖戾和陌生。一千七百年后，相信会有余老师 式的大师，全面描述这一代名士的风貌。更相信，那早已是天 才与众生共荣的时代，凤凰和鸽子都在天野上快乐地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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