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作品《茶馆》里有哪些经典句子？
1、马五爷——（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2、二德子——（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3、常四爷——我这儿有点花生米，（抓）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
4、秦仲义可是谁嚼得动呢
5、王利发——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多么可笑！……
6、秦仲义——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机器 当碎铜烂铁卖了！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我问你！
《茶馆》、《子夜》（急死了！！！高高额悬赏！！！）
赚点分，帮下同学。
我们学中文的学生们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但是，我觉得老舍的《茶馆》是很特别的，读者可以把《茶馆》作为历史材料，就能更深的了解从清朝到国民党时代人民生活上的问题。虽然这个时代不算长，只是一个人的一辈子。这段期间中国经过了好多的改变，这时候，中国是灾难深重的。
从《茶馆》里，读者不但了解到那时候的政治，而且也可以看到人民生活的方式。老舍先生的话剧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从有权有势的庞太监到最可怜的康六。我想每一个读者一定会找到一个你同情的人物。
因为我在大学上了中国历史课，所以我觉得《茶馆》特别有意思。我们大学生念了好多政治家的书，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学中国历史，尤其是从老百姓的观点。为了彻底地了解中国历史，我们应该学文学作品，虽然我念了好多历史书，但是没有一本象《茶馆》那样，给我那么深的印象。我以前念了一些有关中国政府贪污的情形。但是到我看王掌柜被压迫，我才明白政府的贪污到那么厉害的程度。
美国人不容易承认共产主义有好处，现代的中国跟旧时代的中国无可比拟，在老舍先生的《旧时代的画卷》里，挨饿的人很普遍；卖女儿的人多，虽然我没有看见过很富有的现代中国人，但是我也没看到很贫穷的中国人。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值得赞许的。
除了学中国立时以外，我也享受了学老舍的文学作品，他写得太好了，而且真有地道的北京味儿。我真羡慕他的写作技巧和才能。他能包括那么多人物在一个短话剧里。每一个人的性格分别的很清楚，他们说的话也明显地表示他的社会地位。
因为我是个女人，我特别对女性人物有兴趣。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康顺子，所以我很高兴地演那个角色。从康顺子的性格，读者可以看出中国女人的能力，他受了一辈子的苦，但是他的精神还很坚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旧时代的女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但是《茶馆》的故事也暗示这个情况会慢慢儿地改善。小花代表下一代人；虽然她是个女孩，她的父亲，爷爷，和康婆婆都鼓励她要好好念书，我看了这些女人的情况之后，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有一次，一个人问我：“如果你可以见到任何一个人，你想选谁？”我回答说，“我的曾祖母。”因为我很想了解我家的历史，我不知道《茶馆》里哪一个女性人物象我的曾祖母。
《茶馆》里有些语言我特别喜欢。大傻杨的话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开幕办法。我从来没听过数来宝。（我也觉得木坤演得非常好！）观众一看大傻杨的样子就马上知道当时人民的情况，在第一幕时，他说得很活泼，但是到第三幕，他的样子是“半死半活”的。我发觉了中国人跟美国人说话的法子很不一样，差别相当大！中国人是比较含蓄；他们常用客气话和婉转的话，这是中文最难学的地方！在《茶馆》我们学了地道的中国人的说法，最好笑的是在第二幕，两个拜把子兄弟想娶一个太太，但是不好意思告诉刘麻子他们的奇怪要求，他们当然不直说出来，反而他们说，“这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没人笑话俺们的交情。”刘麻子同意，“没人耻笑。”他们又说，“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吧？”我也很喜欢刘麻子的反应。“平常都说这小两口儿，小两口儿，谁听说过小三口儿的呢？”中文里真有微妙的意义！
从王掌柜的台词里，我学了一些客气话，他专门说客气话；他自己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见着谁我都鞠躬，请安，作揖，”所以，我现在知道一些话；比方“我的脸上有光”或者“那儿的话”，我听到新加坡人用这两句话，所以我学到的东西真有用！
老舍先生写的对白也包括了面誉背毁的话，比方秦二爷跟庞太监似乎彼此标榜，但是秦二爷一走后，庞太监马上很凶地说他的坏话，显示他看不起秦二爷。还有一些说法我以前没听过的，比方说人人常称呼“某某人的妈”，当然这也表现出大家对女人的看法：中国女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生孩子！我想如果人叫我妈妈“禾火 王利 的妈”她一定会生气。我们现代的中国女人坚持我们有自己的名字！
《茶馆》对我来说还有另外的意义，我发现了中国人佩服“洋人”，我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中国人想象洋人？为什么中国人会想洋人比他们好？在《茶馆》里的第一幕可以看得到洋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第一幕，马五爷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茶客也说刘麻子的洋服，洋玩艺儿很巧妙，在第二幕跟第三幕，洋人的习惯慢慢地变成中国人的习惯，连他们的通货也叫“现大洋”，人听得音乐有洋味儿不想再听传统的评书。小刘麻子最受洋人的影响。他说洋人的话很吃香。甚至有洋味的话比普通说的话有力量。小刘麻子说“你看人家不说‘好’人家说‘蒿hāo’”，连王掌柜也会说外国话的“Alright！”！中国人越来越脱离中国人含蓄的习惯。小丁宝干脆说小刘麻子他的计划用“缺德公司”最好，我觉得太爱洋人的东西是不对的。我看这种态度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可能我是特别敏感的，因为我有一些华裔美国人的朋友有这个态度。
我最同意秦二爷，我相信他的心是好，他的志愿好，不管他本来那么骄傲，我也想做社会服务的工作。我听了秦二爷最后的几句话我自己问“我会不会象他那样后悔呢？”我们年轻人应该不应该听他的劝告“吃喝嫖赌”？我的父母亲常告诉我，我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秦二爷说的是实话吗？我并不相信！“茶馆”不但是好的文学教材，《茶馆》也帮助了我了解中国的历史，我家的历史和我自己的理想。并且，《茶馆》给我们机会发挥我们的演戏才能。我上了三年的中文课，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学生们对教材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唯一遗憾的是别的同学不全听懂我们的表演，《茶馆》真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子夜》读后感
茅盾的女性形象从《蚀》三部曲开始, 到《子夜》 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者是以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为背景, 写几位女性角色的命运浮沉和拼搏奋斗, 她们是和整个民族、时代联在了一起, 参与完成了男性化的主流叙事; 后来的《子夜》展现了中国都市的现代环境中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 并非作家和作品叙述的重心, 较少地渗透了作家主观因素, 作为国家民族
话语大叙事行程中的陪衬, 她们和现实女性的非主流、非主体的地位更相适应。《子夜》中众女性所生活的环境吴公馆, 酷似《红楼梦》里的大观园, 是一个乱世风云中的人间仙地, 是容纳一群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边缘人物的一个乐园。《子夜》里的资产阶级青年男女都是有着作者本人的生活体验做前提的。作者无意中把一些女性们进行了美化, 仿佛北欧神话中的女神降临到现代的吴公馆。丝厂的女工们却是在地狱中挣扎的廉价劳力, 丝毫没有女性的温柔美。这种对照或许可以说明, 林佩瑶姐妹、张素素等人更凝结了作家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 更符合作家心中理想的女性模式。本文试图就这一类女性形象, 进行一次个人化的重新解读。
一、林佩瑶和她的乌托邦“爱情”
《子夜》里最丰满、最有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是林 佩瑶。这位温文尔雅、风姿绰约的少奶奶身上散着仙气, 在喧嚣的人群背后, 她却拾起了灵与肉分裂的痛苦, 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的真味”是那么苦涩, 使她更 怀念自己作为青春少女的那个时代。林佩瑶渴望着古典的贵族的浪漫, 被动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 骨子里却默默地进行着反抗。她所憧憬的是“伟大”的爱情, 把心灵寄托在乌托邦的爱情幻想上,而不关心什么股票、公债、工厂、乡镇企业之类的东西。身为妻子的林佩瑶似乎命中注定要承受人格的分裂, 她的诗意的爱情和浪漫的想象都在丈夫和家庭之外。吴荪甫却对此全然不知, 在他的经验世界里, 从来不存在类似的意识分裂。对照吴荪甫的汲汲于功利的资本家的特性, 她的性格似乎更有魅力。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 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给人们创造了高度的物质财富, 也
使非人化生存状态日趋严重, 人被工业生产和消费控制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于是, 他推崇艺术可以和日常习惯决裂, 带来新感性, 可以逍遥一个新的生存维度以抗拒人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为女性的林佩瑶的精神痛苦不仅体现了男性与女性在爱情婚姻体验中的巨大差异, 而且具有了一种人性的普遍性。林少奶奶的悲剧, 似乎是一种不成悲剧的悲剧,一种优越生活表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引用拜伦的话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 是女人整个的存在。”〔1〕(P431) 爱情, 在林佩瑶那里, 已
经成为生命的全部。她把爱情的贞洁给了情人雷鸣,把肉体的贞洁给了丈夫吴荪甫, 情爱与性道德都是她珍视的。可惜, 这些却都不是男性们所珍视的。吴荪甫把全部心神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没有给妻子必要的关怀, 寂寞的林佩瑶与初恋的情人雷鸣重叙旧情, 多年来受压抑的爱又燃起了火花。然而, 爱情却绝不是雷鸣生命的全部, 这浪漫的精神恋爱在两个人之间并不对等。他在小说中出场时就和徐曼丽混在一块, 在对林佩瑶的一番爱情表白后的表现更令人费解。可怜的林佩瑶和雷鸣那动情的一吻, 使她背上了对丈夫的负罪感, 而吴荪甫在心境极其恶劣的时候, 可以在女佣和交际花那里发泄, 他的婚外性行为被当作了理所当然, 可以不受指责。林佩瑶却自动自觉地把她对丈夫和家庭疏远看作是背叛, 是一种不道德。
二、患了精神迫害狂的四小姐蕙芳
《子夜》里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是四小姐蕙芳。她激烈的精神矛盾是封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和开放的现代观念相对抗的表现。她在父亲主宰一切的家庭里受到严格的管教,“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男女授受不亲”等等封建道德阴魂不散, 无形中遥控着四小姐的思想和行动。她就仿佛是一根草, 被连根拔起, 抛进了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上海, 旧有的价值观遭到冲击, 又不能和周围人们一样去挥霍、享乐。吴家四小姐的显赫地位使她避免了有形的伤害, 可是她和都市人有着必然的隔阂。两种文明的夹缝中的四小姐忍耐着悲哀与孤独。四小姐蕙芳的心灵痛苦打上了精神迫害狂的烙印。她被父亲吴老太爷关在封建囚室里太久, 都市生活让她不适应。一方面是看着与自己同龄的林佩珊小鸟一样在恋爱中逍遥, 少女内心萌发了情爱和性爱的渴望, 另一方面内心受到多年的禁欲主义习性的牵制。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 使她没有勇气主动追求爱情, 便学着已故的老太爷的样子, 捧起了《太上感应篇》, 烧香念经潜心修行。蕙芳的“不端”是由于情爱与性爱的渴望触犯了性的禁忌(女性是不应有情欲和性欲的) , 也是由于触犯了父亲的教义和威严(“在家从父”历来都是做女儿应遵从的伦理之一,婚姻由父母主宰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传统)。她的被
迫自杀, 也是一种臆想, 正如《狂人日记》里的疯子,用疑心的眼光, 去猜想周围的人都曾吃过人, 都算计着要迫害他。四小姐蕙芳的苦修以失败告终, 作家给了她一个比较光明的、不算结局的最后结局:“革命家”张素素率蕙芳逃出趋于堕落而又分崩离析的吴公馆, 去寻找新的自由。
三、高级妓女与畸形的现代
《子夜》里有三个出卖肉体的青年女性: 交际花徐曼丽、寡妇刘玉英、少女冯眉卿。她们都在都市的大泥淖里被淹没了。虽然没有草棚里工人那样的生存之苦, 却也不代表女性的自由幸福和文明的现代。徐曼丽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妓女。她靠出卖性服务给上流社会的男性们带来消遣娱乐, 以此谋求物质的“快乐幸福”。她周旋于众多男人中间并习以为常, 其卖笑生活看起来似乎是很逍遥自在的: 吴公馆的大客厅里她撒娇邀宠, 左右逢源; 弹子房里有她赤裸裸的“死的跳舞”; 黄埔江上也有她狂乐的身影,⋯⋯然而在徐曼丽身上, 还有一点典雅浪漫, 在黄埔江夜游时, 玩到荒唐处, 尚有一番屈辱的滋味在心头。徐曼丽还有传统名妓的那份气质, 对待爱情与性还有残存的自尊和自欺欺人的幻想。刘玉英是完全被资本主义金钱腐化和男性社会所驯服的一个。她坦然地把情爱和性分离, 用身体做本钱, 巧妙地周旋在吴与赵两个大亨之间, 谋求一个个发财的玄机。她是一个女人, 她知道女人生财之道, 和男子不同;男子利用身外的本钱, 而女子则利用身上的本钱。”这是茅盾对她所作的透彻分析和精确论断。冯眉卿心甘情愿地做了廉价商品, 无非就是因为她的主顾是在商界与政界呼风唤雨的赵大款。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分析, 刘玉英体现了女性对资本本身的不择手段的追逐, 冯眉卿体现了女性对男权和金钱势力的渴望。从钱与权控制女性, 支配女性欲望的本质上看, 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利益是一致的。徐曼丽等人的浪漫、解放、现代等特征都是以资本主义的不完全发展为前提的。30 年代上海的畸形发达已在社会学界成为定论, 它是个危机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 买办资本主义日益发达, 民族的现代化、工业化只能是吴荪甫的雄心壮志的梦想。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和东西搀杂的殖民地文化不能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 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谋生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的特殊人物。她们引领时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确实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作基础, 和当时畸形的商业一样的浮躁虚幻。周作人在评价上海时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上海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 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 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 而在“上海气”的人们看来, 女人是娱乐的器具。〔2〕(P90)
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女性虽然摆脱了封建传统妇德和女性贤淑标准的束缚, 拥有空前的性解放、性自由, 但是, 她们的“现代”以出卖肉体和灵魂为代价, 这与女性作为人的自由幸福是背道而驰的。人们在物质与金钱之外, 理应有健康的精神追求, 在解放人性人欲的同时, 必然应有道德的自律。当女性具备了经济能力和思想的自主性从而不再充当工具或商品时, 一个社会才有真正的文明。在吴公馆内外还活跃着的两位青年女性张素素和林佩珊, 也是柔情款款、流光溢彩的被神化了的形象。她们悠哉游哉地打发日子, 无忧无虑地东游西
逛,“五四”以来刚刚被肯定的自由爱情也不再神圣庄严。张素素热情开朗, 颇有个人的思想。那个林佩珊简直是个一无所知的洋娃娃。这两个女性形象比较单薄, 就不赘述其详了。我们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评判, 就不得不指出一个缺憾, 茅盾在他的创作中倾注了过多的理性,显示了男性写作的宏大叙事的传统及其局限。茅盾严密的理性构思使得很多形象缺乏人性的丰厚, 其文学审美价值大打折扣。按照茅盾原来的构思〔3〕(P481) , 小说中还有舞场中的一位老汉, 寻找被杀的革命党的女儿, 还有女工朱桂英的恋爱, 赵伯韬、徐曼丽、吴荪甫之间关系复杂, 张素素也是个大有文章可作的人物。而在最后的文本中, 张素素的爱情故事和革命故事呈线性发展, 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缘何向往革命, 怎样在感性的驱使下追求革命, 其社会时代背景缺乏必要的交代, 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几乎为零, 女性形象被无意中忽视, 普通人的悲剧被省略掉, 可以说, 经济斗争以外的日常生活和下层工人形象是宏大主题中的拙劣的陪衬。茅盾是带着妇女解放、男女两性平等的先在观念来理解并塑造城市知识女性或是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的。但是, 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突破男性叙事的传统, 他不熟悉农村和农村的广大女性, 不了解下层劳动妇女的生存体验和心理体验, 也没有充分反思新文化革命以来依然照旧的男权压迫和男权文化统治的事实。《子夜》明确的创作目的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 资产阶级女性们及其人生与情爱, 比起主角吴荪甫、赵伯韬及其代表的两种资本的斗争, 并不是完整的、丰满的。我们看到作家把女性描绘得个个貌美, 她们似乎是从遥远的天国中走来, 带上了理想的玫瑰色。这就使得她们虽然有客观的真实性, 也有一定的虚幻性。刘焕林在《封闭与开放――茅盾小说艺术论》一书中, 明确地指出茅盾塑造的时代女性们所体现的北欧神话的影响。茅盾在《子夜》里的这种对现实的取舍与艺术的变形并非是对女性的物化, 形象之中寄予了他对自己熟悉的一类女性的欣赏, 或是对女性美的一种理想。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作家都能以女性为重心来构建文本写出所有的真实, 重读《子夜》, 只能是在不歪曲作家和文本真实的前提下, 作出个人化的再阐释。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是学军2009届的！就找了这些，凑合看吧。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注：《我的回顾》，见《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4月初版)。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在写作《子夜》的时候，作家又充分地运用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获得的社会经验。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过去的这段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之后，接着说：“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98页)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茶馆的，我刚抄好。
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北洋军阀据这三个时期，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发生了一些故事。《茶馆》主要叙述的对象是市井的各种人物，他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和谈吐，从这些人物的各个动作和言语反映当时社会的现象及本质。
一、 从历史角度看《茶馆》
《茶馆》代表老舍话剧的最高成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百多年来都处在外敌侵略的环境中，有些人走上了民族振兴的道路，也有些人跟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步入反动的邪路，老舍选取了维新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失败、抗日战争胜利后三个重要的中华民族重要探索时期，以北京的裕泰大茶馆为地点，以两代人的对话为纲，出演了这部横跨五十年却仅仅只有三幕的跨时代话剧，《茶馆》是五六十年代标志性的作品。
《茶馆》的文本中往往透露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以引出很多蕴含之内的信息，《茶馆》选取了中国近代化中重要的三个历史时期，但是在剧本中零零星星地透露出当时的政治局势和人民的苦难，没有真正把历史摆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真正地感受到历史是如何的残酷，把人民如何迫害？
二、 语言上特点
《茶馆》人物的语言，朴实、通俗、口语化，达到了平字见奇的境地。雅俗共赏，语句传神，是其突出特色。我国的戏剧创作，到明清之际，即开始一反从前鄙视俚俗语的观点。不少关于戏剧创作的论述里都要求用雅俗共赏的语言来表达内容，以适应群众性欣赏的需要。《茶馆》一剧，不但舞台指示里的语言达到了传“风神”、动“天机”的境地。而且人物本身的一言一语，均达到了闻其声而知其形的地步。象茶馆掌柜王利发，谈吐作风带着地道的土生土长的北京城祖传茶馆老板的特点。第一幕，他继父业当了茶馆掌柜，同时也继承下老辈人的人生哲学。“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以后的几十年，他正是这样为人处世的。为了生存下去，不断迎合世风，随时代变迁而改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见人就作揖，谁也不得罪。第一幕里有这样一个场面颇能代表他的特点：一个乡妇领着自己的女儿进茶馆，苦苦哀求茶客买下自己的孩子。来茶馆抒发情怀的资本家秦仲义看到这种事，大为扫兴，命王利发“轰出去”。而正直慷慨、好打不平的常四爷却叫李三“要两碗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这对家大业大的秦仲义，无疑是一个巴掌。作为王利发，在这种时候应如何圆下这个场来呢？秦仲义是他的房东，他当然要想办法为其挣回面子。但他又不能得罪外场人常四爷。于是先主观上赞扬一番常四爷的心肠，说他积德行好。紧接着说“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又从实质上对这一行动给以否定，间接地肯定了秦仲义的“轰出去”的措施。这种四处讨好、八面玲珑的语言，真切地体现出了王利发的性格特征。闻其声能想其形。再说第二幕中勤劳忠实的李三跟内掌柜王淑芬谈到改良的事时说道“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冷！”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语言的幽默性。作者极力地把悲剧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夸张诙谐的戏剧语言，表现了悲剧性的社会内容，这也是该剧的一大特点。不过，语言上不仅仅就这些个特点，例如秦仲义的“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胖太监的“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了，谭嗣同问斩……”等，话外有音，争锋相对。最后结尾下象棋的茶客“将，你完了”一语双关，烘托了时代氛围。
三、 用文学演绎社会的变迁
《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以戏剧的形式演绎给人们看。老舍用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
《茶馆》让人看到了当今社会觉得匪夷所思的片段：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那么多昧心银子的劣迹；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骗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人们回想起，不禁毛骨悚然。
在《茶馆》里，很多形象恶劣的人其父子间职业的世袭，把世俗败坏这一社会现象表现的淋漓尽致。在三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一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二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三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与其类似的还有唐铁嘴父子、宋恩子父子和吴祥子父子。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可是，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三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茶馆》言简义丰的语言追求是该剧极其值得欣赏的地方。《茶馆》以中国近代化中重要的三个历史时期为背景，深刻地透露出当时的政治局势和人民的苦难。《茶馆》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精华”、“史诗戏剧的典范之作”。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有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个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听听！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发人深思。其三，子承父业。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衣着也跟着前卫起来，客人的思想呢？！简直是幻包装不换内容。例如，原先看相面的糖铁嘴养一儿子，现竟“升级”为大师。刘麻子那说媒拉线行当竟让他儿子“发扬光大”变为“花花联合公司”（专给洋人、官员提供女招待与吉普女郎）。而吴祥子这老式特务到了儿子这辈儿竟改个名儿叫世袭特务。人哪！为何总在这方面“遵规守矩”呢？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到时候全年级都写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