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历史悠久，南北饮茶各有千秋，对于这种南北茗饮之俗的差异，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苏轼曾说:“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可也，盐则不 可。”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诗中也嘲讽了“北方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的习俗， 还有人批评了“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
黄庭坚则在《煎茶赋》中说:上等茶中放盐 是“勾贼破家，滑窍走水”。甚至有人连其他的佐料也一概反对:饮茶“入盐及味。 不知葱去昏， 梅去倦，如不昏不倦，亦何必用！ ”（林淇《山林清事》）在他看来，辛辣的葱使人清醒，味酸的梅使 人精神兴奋，人既清醒又不疲倦的时候，是不必用这些“茶果”的。
但是，苏轼的意见虽然为多 数人首肯，但也有不同意见的挑战。南宋陈鹄的《耆旧续闻》一书就说:苏轼“不知今日吴门、昆 陵、京口，煎点茶用盐由来已久，却不曾有用姜者”。 不过，他对各种饮茶习俗的差异，都有正确 的看法:“风土嗜好，各有不同。
”而这种“风土嗜好，各有不同”，也反映在与宋同时存在的辽、金政权。自唐代开始，中原饮 茶习俗便向边疆传播，但从文化意义上的饮茶活动是自宋代才扩展到边疆民族的。辽朝与五代同始，与北宋同终。它雄踞长城内外，与中原王朝兵连祸结之时虽不少，但化干 戈为玉帛之时则更多。
他的动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当时中原王朝的盛衰乃至兴亡。辽、宋 虽是相持对峙，但到澶渊之盟后却以兄弟之礼相互来往。和好关系延续了近一百二十年，双方 文化、经济的交往总是不断。
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常以“学唐比宋”勉励自己。
所以，宋 朝有什么风尚，很快会传到辽国。 少数民族以牧猎为生，多食乳、肉，而乏菜蔬，饮茶既可帮助消 化，又增加了维生素，所以比中原人甚至更需要茶。
自唐宋以后行“茶马互市”，把茶作为吸引、 控制少数民族的“国策”，这也使边疆民族更以茶为贵。谈修《滴露漫录》记载:“茶之为物，西戎 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 青稞之热，非茶不解。
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 系国家大经。”宋朝的茶文化，首先是通过使者把朝廷茶仪引人北方。辽朝朝仪中，“行茶”是重要内容。 《辽史》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比《宋史》还多。宋使入辽，参拜仪式后，主客就座，便要行汤、行 茶。
宋使见辽朝皇帝，殿上酒三巡后便先“行茶”，然后才行肴、行膳。皇帝宴宋使，其他礼仪后 便“行饼茶”。重新开宴要“行单茶”。辽朝茶仪大多仿宋礼，但宋朝行茶多在酒食之后，辽朝则 未进酒食首先行茶。
至于辽朝内部礼仪，茶礼更多。如皇太后生辰，参拜之礼后行饼茶，大馔开 始前又先行茶。契丹人有朝日之俗，崇尚太阳，拜日原是契丹古俗，但也要于大馔之后行茶，把 茶仪献给尊贵的太阳。 宋朝的贡茶和茶器也传入辽朝，宋朝贺契丹皇帝生辰礼物中，有“金酒食 茶器三十七件”“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契丹使过宋境各州县，宋朝官吏亦赠茶为礼。
（见 《契丹国志》）而且，辽也有“以茶结客”的礼俗，《萍州可谈》记载茶见于唐时，味茶而转甘。 晚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汤，去则啜汤。 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 者。
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 以进。”由于辽国地处北方，以牛羊肉食为主，故爱好紧压茶，既便于长途运输和贮存，又茶浓而醇， 适合调制奶茶。不过，辽对宋的饮茶方法还是熟悉和欣赏的，已出土的文物就提供了这方面的 例证。
1971年春发现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东北正山南坡的辽墓点茶图壁画，存 于辽天庆六年（1116年）张世卿墓室。壁画描绘的是唐末至宋时流行的点茶情景，画面正中一 张朱红色高桌，桌上有黑色带黄扣的圆盒和白色大钵，两只有黑色托子托承的白盏。
桌前放置 着一只火势正旺的五足火炉，上置白色的瓶，瓶领细长，瓶口有盖，自口沿下至腹部有嘴，另一侧 是向上昂曲的细流。 桌后两侧各立侍者，左侧一人左手托盏，右手持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 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与火炉所置形状相同白瓶，正准备向盏内倾倒。
壁画生动再现了当时流行 的点茶习俗，是饮用末茶的宝贵形象资料。当时与宋对峙的还有金朝，是公元12世纪初以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为主体 建立的王朝，共存在119年。 金朝的版图超过了同时期的南宋。
金朝有许多制度是继承唐和 辽、宋的，饮茶也是金朝各族人的一种时尚。宋德金著《金代的社会生活》对此有较详细的记 载:金国本不产茶，所需茶叶来自“宋人岁贡”和贸易于宋之榷场。（《金史•食货志四》）金朝的 版图扩大到中原之后，曾提倡种茶树，但主要还是来自与南宋贸易所得，因此茶叶格外珍贵。
茶的地位可与酒并驾齐驱，甚至高于酒。酒是所有宾客同饮，而茶却仅“留上客数人啜之”，茶的 贵重可想而知。饮茶被视为儒雅的表现，《金虏节要》说:熙宗自幼受汉文化熏陶，“分茶焚香” “徒失女真之本态”。
饮茶之风在各阶层中都很盛行，“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金史•食货志 四》）有些文人以茶代酒，品茶成癖。饮茶之风日甚一日，茶叶消耗量大增，宣宗元光二年（1123 年），“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 也”。
（《金史•食货志四》）朝廷官员纷纷要求禁茶，规定饮茶者的范围，不得随意储存、馈献和 出售茶叶。 泰和五年（1205年）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丝 絹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也。
“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 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得留者，以斤两立罪”。（《金史•食货志四》）六年、七年 连续定茶禁。 （《金史•章宗纪四》）八年七月，有人“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绢有益之 物，不可也”。
宣宗元光二年规定：“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金史•食货志四》）不过，茶虽短期可禁，俗 却依旧风行。 南宋与金对峙时，宋朝饮茶礼仪、风俗同样影响到女真人。
女真人又影响到夏朝 的党项人。自此北朝茶礼大为流行。金代的女真人不仅朝仪中行茶礼，民间亦渐兴此风。女真 人婚礼中极重茶，男女订婚之日首先要男拜女家，这是北方民族母系氏族制度遗风。当男方诸 客到来时，女方合族稳坐炕上接受男方的大礼参拜，称为“下茶礼”，这或许是由宋朝诸王纳妃 所行“敲门礼”的送茶而来。
在宋代这一历史时期，辽、金在中国饮茶习俗的普及和推广上同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友好交往是民族关 系的主流，而宋代茶文化历史正是这种主流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