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人的理解中,茶道和仪式往往是对立的:一是不容易说清的茶文化核心,另一则是人人都看的懂的“死板”规定。作为茶道概念的原产地,中国在唐宋年间也一度讲究饮茶仪式,但很遗憾,没能发展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元代兴起的茶叶泡水成了主流,一直沿用到今天,饮茶成了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倒是在日本茶道中,饮茶的仪式格外受到重视,从主客对话到杯箸放置都有严格规定,甚至点茶者伸哪只手、先迈哪只脚、每一步要踩在榻榻米的哪个格子里也有定式—一为此还衍生出了二十多个流派。
两种态度的差别显而易见。其实这类分歧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子太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太叔)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地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在此,礼和仪被看作相对的事物。在太叔看来,礼指的是礼治,而不是外在的仪式。正是这种解读,使得礼的一面压过了仪的一面,礼是目的,仪是手段,目的高于手段。《论语》中也保留了此类思考的痕迹。孔子方面肯定管仲的政绩(“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方面又很不认同他不合礼制的做法(管仲知礼乎?日:“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到了后代,儒学内又有所谓心学的一派,道更不待外求。代表人物之一李贽甚至标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命题。士大夫阶层尚且如此,民众的随意也就可想而知。这类辨析衍生到茶道便造成了中国茶道重精神轻形式的特点。或许有人会说,茶道重在精神,外在的形式并不重要,何必弄得那么复杂。可是器之不存,道将焉附?
回顾一下茶道产生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新的启示。茶道的源头之一是僧侣用茶来集中自己的思想的做法,唐代赵州从谂禅师曾经以“吃茶去”来接引学人,后来才成为分享茶食的仪式。那些吃茶的仪式想告诉人们做事即是做事,不要带有别的目的。人必须先遵循一些规矩,修炼自己的本质,遏制欲望的目的是使欲望不必遏制,当人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时,规矩就不存在了。人只有通过不断地拂拭内心,才能最终令尘埃无可染之处。所以茶道里禅的内涵,不在于什么“直心就是禅”,什么“喝茶去”,而是通过繁琐的规则来磨练人心,当这些定规不再令饮茶者厌烦,当饮茶人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算领会了茶的真谛,才能喝到一杯好茶。繁复而熟练的礼法是为了使人超然物外,浓如苦药的茶汤正如人生,别出心裁的插花显示有限的生命背后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棒喝的偈语告诉人处处是真理。日本茶道,是用一种仪式来向人讲述禅的思想,正如参禅需要顿悟一样,其中蕴涵的那些人生的经验,需要饮茶者用生命的一段时光来领悟。